觀中國 | 波蘭前副總理：理性務實創造中國奇跡

       中國之所以能夠在過去幾十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采取理性務實的發展態度，創造性地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結合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進行協同創新，在全球化浪潮中抓住了發展機遇。
中國共產黨創造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舉世矚目。在中國共產黨迎來百年華誕之際，中國日報旗下中國觀察智庫聯合學習時報發布“外腦看建黨百年”系列文章，邀請外國政要、專家學者等，從不同角度解讀中國奇跡。
       過去30年來，中國與俄羅斯的相對經濟實力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縱觀人類歷史，這樣的事情過去還從來沒有過。兩個國家都正在經歷著結構性體制改革，中國在經濟發展與追趕世界發達經濟體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更加令人矚目。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從傳統積淀到地緣現狀，從歷史遺產到資源稟賦不一而足。然而可以確定的是，鄧小平的政治領導對于中國的發展至關重要。鄧小平是位偉大的政治家，如果不了解他的思想和行動所產生的影響，就不可能理解近幾十年世界經濟結構性變革的真諦。
       32年前，也就是1989年的5月15日至18日，中蘇高層會晤在北京舉行，鄧小平會見了當時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關于這次會晤，基辛格在《新聞周刊》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究竟誰才是正確的——是致力于政治變革，但在經濟改革方面卻乏善可陳的戈爾巴喬夫，還是大膽開啟市場經濟改革的鄧小平？
       資料圖：1989年鄧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
       1996年夏天，我在巴黎第一次見到基辛格，我向他提到了這個問題。此后，我和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見過好幾次面，與基辛格更是在北京和紐約有過多次交流，在我們的談話中我多次提到改革道路的選擇問題。這個問題很大，大到可能只有交給歷史來回答，但它仍然值得人們盡可能地深入探討，包括與那些創造歷史的人們展開直接對話。
       從基辛格日后發表的講話中可以看出，我們兩人意見一致，都認為鄧小平是對的。就在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二人會面之后，兩個國家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沒有人會料到，中國經濟一路突飛猛進，而俄羅斯經濟則停滯不前。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1989年的俄羅斯（當時仍是蘇聯）GDP大約高出中國50%；而如今，中國GDP幾乎是俄羅斯的9倍。
       當然，我們不能僅拿GDP水平和動態變化作比較，但相關指標之間的關系顯而易見。此外，對社會經濟許多其它領域的觀察也很能說明問題。比如，中國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長足發展，不但便利了人們的生活，而且提升了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圖片來源：新華社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印度的人均GDP曾略高于中國；而如今，中國的人均GDP約為印度的2.5倍。此外，得益于連續多年旺盛的生產動能以及適當的收入分配政策，中國已經消滅了極端貧困（根據世界銀行標準，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每人每日生活費低于1.9美元即為“極端貧困”）。而在印度，仍有約12%的人口——也就是1億多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徹底消除極端貧困是一項偉大的成就，在所有與中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中，沒有一個能夠取得中國這樣的成就。
       2013年，習近平提出“精準扶貧”，他定下目標，到2020年徹底消除現行標準下的農村絕對貧困。當時許多人對此持懷疑態度。有些人至今仍然不愿相信，中國將在2024或2025年成為世界銀行認定的“高收入國家”。
      中國的一切成就之所以能夠取得，是因為它采取了一種理性務實的發展態度。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經濟理論，新實用主義已經廣泛運用于中國的社會經濟政策中，也體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套結合了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的協同創新體系，圍繞著這一體系制定了一系列具體政策，在不可逆轉的全球化浪潮中抓住了發展機遇。
      我認為，應該用新實用主義來代替備受詬病的新自由資本主義以及將人們引入歧途的民粹主義。全球化的包容性越強，就越能實現真正的雙贏。發展中國家越是能向中國學習，它們就越可能助推本國經濟的發展。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 本文原標題為 "Great changer"

 

                             責編 | 宋平
      
                  編輯 | 張釗鄭博臨（實習）